杨苡先生挟着墨迹未干的“口述自传”,优雅地一转身,化作一片白云,融入蓝天,与自然同在了。先生是福人,期颐之年成为人文电影《西南联大》的主要口述者之一,又以一百零三岁高龄出版《杨苡口述自传—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》(译林出版社2023),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,可谓凤毛麟角。
这是本文作者忆及杨先生时说的一段话。作者是南京的一位老编辑,因编辑出版杨苡先生的作品与之结缘,继而成为忘年之交。他日前撰文,深情回忆与杨先生的交往,感佩先生如静水长流的胸怀与格局。
先生生于簪缨之家,是衔着金调羹来到人世的,然而她却又是地道的市井布衣。她虽以译作《呼啸山庄》享誉天下,在大学任教一辈子,却连个副教授衔都没有,生不逢时也,确切地说是先生“不屑也”。赵苡(先生大女儿)告诉我:那年妈妈正在办退休手续的当口,高校开始评职称了,学校的领导劝她再干一学期,等评完职称再退,那样名义上好听,经济上又实惠。妈妈不肯,她说我既然在办了,怎么能为了评职称赖着不走呢。
近二十年来,我与杨苡先生过从甚密,对先生的为人处世略知一二,其感触颇深,并受熏习。
关于我与先生的过从曾写过,本不想冷饭重炒,但想到她曾对我说过一句话,我又觉得非写不可,否则将愧对故人。那是2018年中秋后的一天,我偕内子到杨府,给她拜节,聊了一个时辰后我们告辞。先生颤巍巍地立身送至门口,忽然对我说:“我将来死了,肯定有两个人会写悼文。”此语一出,我一时无言以答。她笑着指了指我说:“你肯定会写。”我报以傻笑。
今已不忆是何年何月,我第一次叩开杨先生家的门。只记得我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后,杨苡便说“欢迎、欢迎。”先生的寓所,是南大60年代的建筑,三层。她住一楼,浅灰色的围墙显得典雅,有点儿民国遗风。铁栅栏门里锁着个清静的小院,有棵石榴树和零星花草,花木扶疏,多为自然状态。
早年拜访我是电话预约,一按门铃,阿姨小陈便来开院门。杨先生立在屋门口,堆着一脸灿烂的笑容,像是迎迓,说“来啦!”有一次小陈不在家,先生颤巍巍地下台阶,蹒跚着来开门,边开边说:“我家的门是不上锁的。”又指着门铃摇摇手,示意不必按铃,把手伸进栅栏门,一拔插销就可以了。自那以后,我就“倚小卖小”(老资格)起来,拜谒时都是自己动手。再以后,有时路过匆匆拜访来不及电话预约,敲门后长驱直入,就像回家看老母亲似的任性。
记得在这小院的土花坛上,我不止一次来翻拍过杨宪益先生的资料、图片,也翻拍过丁聪为杨宪益绘的《祝寿图》。记得那图嵌在镜框里,拍照时反光,我让同事吴晓梅捧着,翻来覆去折腾老拍不好。先生看着着急,边用手比划边说:“干脆把镜框拆开。”我说怕弄坏。先生说:“没关系。”
我与先生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末,南京市文联恢复文学活动的初期。1985年5月,南京市作家协会成立,我与先生同时参会,并有幸合影。那时先生才60多岁,照片上还显得年轻。由于她事翻译,我供职的社不能出译著,故没有什么交集。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,我在《东方纪事》做编辑,她的《巴金书简》(巴金致杨苡信)和《可怕的间隔》,恰是由我当责编。
记得稿子是总编辑蔡玉洗拿来的,他对我说:“杨先生叮嘱,这两笔稿费捐给现代文学馆。”愧对先生,这两笔稿费会计科最后是否代捐了,我还真不大清楚。先生从未问过,我更不好意思向她提及。我知道,在那特殊年代,先生冒死之危保存了巴金致她的这批信,还挨过一记耳光。
我与先生走动最勤是在我退休后的岁月。我先在金陵老年大学编学报,后到民刊《百家湖》杂志做编辑,尤其是2012年后过从最密。说真话,最初拜访先生,半是敬仰半是邀稿,而后才是对先生的崇拜。在那七八年间,几乎月月我都要到杨府,或邀稿或送杂志、送稿费,当然主要是侃大山。
不仅我去,编辑部的几个“小朋友”陈爱华、万辉等我都带他们去玩过。聆听先生讲那“一百年,许多人,许多事”的故事:诸如西南联大时她的同学穆旦、巫宁坤、黎锦扬、许渊冲,以及与闺蜜萧珊(巴金夫人)、王树藏(曾是萧乾夫人)的既往。先生说她们三人一度曾住一个屋,亲如姐妹,好玩的是一到礼拜天,大家各自给自己的“朋友”写信……先生讲得最多的是“我哥”(她习惯如此称杨宪益)的事,听罢,引起我的创作欲。我的长文《杨宪益的百年流水》就是在先生的帮助下完成的,她为我提供了多种版本的《杨宪益传》,还有照片,并讲其轶事。还有,我写《“我的两个祖国”——戴乃迭逝世十周年纪念》,也得益于先生的襄助。
先生为人处世谦逊、低调,更有大慈悲。先生始终自认为是个平凡的民间老妪,不是什么名人。一次,有位生客来访,我恰在侧,客人称她为杨教授,她马上更正:“我不是教授,我只是普通教师。”先生凡事喜欢替别人着想,她每给我一篇稿子,都要叮嘱再叮嘱:“你看有什么犯忌的地方,干脆删掉,千万不能给你们添麻烦。”而她对别人的错误,却十分宽容。记得《百家湖》某期,刊发一篇赵瑞蕻教授(先生老伴,1915-1999)上世纪60年代辅导南大中文系学生诗社的稿子,配图时,责编张冠李戴,错把屠岸先生的头像当作赵先生的配了上去,我也没有审出来,刊出后才发现,我愧疚得无地自容。带着责编持刊上门负荆请罪,本以为先生会发火或不高兴,不料先生看后淡淡一笑对我说:“没关系,也难怪,你也没见过赵瑞蕻,下期发个更正就行了。”一句暖心话,说得我们感愧交并。
先生幽默。赵瑞蕻教授去世后,她遵其遗嘱,把家中大部分藏书捐给赵先生的故乡温州大学图书馆,2018年这批书不知何因流入“孔网”,我买了一本赵瑞蕻签字本《艾青诗选》,赵先生原有题字是:“全国第四届文代会期间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书亭购得此册,大快,以为纪念也。阿虹记,1979年10月底于北京。”我持此书给杨苡看,先生瞥了一眼,诙谐地说:“温州人会做生意。”我请她题几个字作纪念,她挥笔写道:“此书转了一大圈,又被昌华兄购得,感激万分。杨苡2018年圣诞节。”
先生善解人意。家中的保姆小陈是住家全陪的,先生百岁行动生活尚能自理时,凡自己能做的事,她不劳小陈动手,因此小陈下午有段较长的空闲时间。为改善小陈的经济状况,先生主动提出,叫她下午到街坊邻居家去做钟点工。此举也带来一些不便,以至有突然来访的客人,先生必须自己手扶助行器去开门,我就遇到两次,真为先生提心吊胆(她跌过,骨折过)。我多次提请先生,不要让小陈再外出做钟点工了。先生说没关系,没关系。“没关系”成了她的口头禅。
先生重友谊。一个偶然,当我把罗孚(承勋,1921-2014)过世的消息告诉她时,她一脸泫然,一个劲地说罗孚为人厚道。当我了解到先生与罗孚的交往后,我就“怂恿鼓吹”她写篇回忆文字。在我的“督促”下,她写了篇《送罗孚兄远行》,交稿时她还附了封信,谦称“送上拙稿,请你斧正”,慨叹自己“越来越喜欢在床上过日子,呜呼!”信末,特别注上,要我阅后把信撕掉。我哪舍得!我暗中“抗旨”,留存了。说来好玩,她那份手稿有五页,字迹清秀、工整,编辑部的小朋友们见到都想要,我最后决定将稿子复印五份,我拿原稿首页,其余一人一页,大家如获至宝。后来当我把这事当笑话告诉先生时,她淡淡一笑说:“应该扔在纸篓里。”
先生晚年不大喜欢写信。2014年我到苏州拜访张寰和先生,寰和是沈从文的舅太爷、先生西南联大时的同学,她一直昵称他是“小五哥”;联大岁月,寰和与赵瑞蕻是睡上下铺的兄弟。寰和托我带封信给杨苡问好,先生看了很高兴,说小五哥还记得她。我说你回封信吧,她说:“明儿写,明儿写。”三月后当我把寰和走了的消息告诉她时,先生一脸黯然,叹了口气说:“我欠小五哥一封信。”我知道先生不喜欢别人随意公开她的信,当我表示:她致我的两封信将来我要收入书信集时,先生不语以对。我认为这是她智慧的默许,将信收进《见字如晤》(中央编译局,2023)中,该书今年1月出版,我第一时间寄给她“批评”时,她已在鼓楼医院的急救室里昏睡了。
先生讲究礼数,一副老派作风。客来立门迎,客走瞩目送。她曾对我说,你们来之前一定要先打电话预约。后来我才明白,先生卧床时间多,有客来访她必须做点简单梳理,以示对来客的尊重。小陈阿姨被先生得也很有素养,来客一到,立马上茶。
我和先生走得较近,我看得出她蛮喜欢我的。我常常倚小卖小,喜欢在先生面前“撒娇”,还往往变着花样逗她开心。先生似乎也吃我这一套。我爱涂鸦,常常写字送她,秀才人情纸半张,用金粉在红纸上抄《心经》为她祈福,还写“萱堂春晖”“上善若水”“人生不满公今满,世上难逢我独逢”之类。先生让小陈把这些字贴在沙发后面的墙上,又将我送的字摊在桌上。恰那次我带朋友去看她,她指着墙上的字,对我那位朋友说:“你看,满眼都是张昌华。”弄得我挺尴尬。
我退休后住八卦洲乡下那几年,自己种菜,一次拎了一包西红柿、茄子、豇豆和黄瓜送去让她尝鲜。先生高兴得不得了,说她有口福,“吃上大编辑种的菜了”。
先生手脚大方,喜欢送人东西,我是得天独厚,获益甚多:最珍贵的是端木蕻良送给杨宪益、戴乃迭的一幅画(一个熊猫造型的茶壶和两只茶杯),杨宪益先生送给她,先生竟然转送给了我。当时我不肯要,说留给赵蘅吧。先生摇摇手:“东西要落在喜欢它的人手中。”
她住院时,同室病友送她一对漂亮的镇纸,赵蘅回宁探亲时,见着要带走。先生不让,说是留给我的。赵蘅说她画画用得上,拿一个行吧。先生说一个也不行,镇纸都是论对儿送的。
先生喜欢用手绢,有时别在中装的口袋上,有时喜欢捏在手里,一边与我们交谈,一边用手指绞着手绢把玩,活像个三十年代的小女生。大概她发现我也用手帕,再次去时,她拿着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一叠贵州蜡染手帕送我,盒子面上还写了“张昌华、李晓贤伉俪留念”。
先生童心不泯,喜欢木偶等小玩意,沙发上下左右,满坑满谷摆成一圈。她喜欢瓷娃娃,卧室橱柜里收藏了许多世界各国千姿百态的瓷娃娃。先生接待客人,都在客厅,她说男士不可进卧室,只有余斌(“口述自传”整理者)例外。
某天她把我们叫进卧室欣赏她的瓷娃娃,玻璃柜好几层摆满了。先生见我饶有兴趣地欣赏,便说:“你可以拿一个。”我摆摆手。回到客厅后,她拿出一个造型别致的外国木偶,对我说:“这是‘更夫’,挺好玩儿,送你。”我忙说不要不要。她有点怏怏:“你不喜欢?”我报之一笑。先生送我的小玩件太多了,我岂能贪心。最有趣的是某年春节,我带内子去拜年,那是先生第一次见到我爱人,她从抽屉里取出一枚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币递给我爱人。内子鞠躬摆手不肯收,先生幽默:“这是压岁钱,你不收?”
我常骚扰先生,外地朋友想拜见先生,多找我牵线。先生大概看我的面子,从未拒绝过。但她有原则,一位朋友想要录像,她高低不肯。
有时我还会给先生布置“作业”。先生百岁的那年,我给她写了本册页,还在扬州订制了二十本线装宣纸小本子。先生属羊,本子插页用了不少名家关于羊的绘画,红缎封面,我题的签:“恭祝杨苡先生百龄华诞。”古色古香,十分喜庆。先生见到很高兴,还手捧纪念册照了张相。我说:“杨先生,这二十本纪念册,都印有独立编号,单号送给你;双号归我,我送亲友,晚辈向你讨寿,请你签个名。”说着我把笔拧开,塞在她手上。先生笑了:“张昌华,你给我布置作业?”其时我早把欲送者名单写在小条上,放在她手边,十足的强行就范:“上下款都要哦。”先生十分“听话”,乖乖地签了。毕,她甩了甩手说:“把我的手都写酸了……”
2021年秋末,我与内子去看她,先生卧在床上。她指着床头的日历对我俩说:“我把它撕光了,就完了。”我马上接话,“你撕不完的,没等你撕完,我就给你挂上新的了。”先生自嘲似的一笑:“古人说老而不死就是贼。”后来一次去看她时,我特地写了“千岁楼”三个字送她,我说:“皇帝是万岁,你是八千岁!”先生高兴得直笑。
2022年元旦、春节期间,我数次电话表示要去看她,先生以疫情为由婉拒。我只得将备好的挂历、贺卡之类,用快递邮去。大半年未见先生,很是想念。我打电话给小陈,她回我:“奶奶不让。”我心想这回不让也得让,我偕内子强行前往。恰小陈外出做钟点工了,门不得开,我走“后门”终于见到久违的先生。先生不让我来是真,我来了她高兴那才更是真。那天先生兴致极高,谈笑风生。因她晚年不喜欢与人合影,听说前些时候陈虹、邹小娟、邓小文合伙去看她,要合影。先生不干:“你们怕照不到啦。”这次我也不敢提照相的事,只在她与内子聊天时了一张,时为9月18号,孰料这竟是最后一幅。
11月22日,赵苡告诉我:“妈妈的‘口述自传’已出版。”说她刚见到样书,夸译林社下了血本,做得十分精致。她又说:“我妈妈在有生之年还能看见这本书出版,真是件幸事,等书出来,妈妈一定会送你一本。”听到这个消息太高兴了,我马上用红纸写了一张“喜报”发到朋友圈:“恭贺杨苡先生口述史出版。”并抄一联:“高不自鸣看碧岫烟云若隐,老当益壮问青松岁月几何。”
我是一个性急的人,读书总想先睹为快。我也不乏人脉,一个电话,次日便收到该书责编魏玮快递来的《杨苡口述自传》,编号竟是“0007”。
疫情肆虐,国人十九都感染了,先生亦不能幸免。岁末住院,我无法向她贺年,将她的一首小诗抄在大红纸上,拍成照片,发给小陈阿姨,请她让先生看看,让老人家高兴一下。先生诗云:“人之一生,命中注定。死者已矣,生者犹生。有信上帝,有信神灵。爱情不朽,友谊长存。”
静水深流,先生的胸怀与格局非一般人想象,她继承津门杨家喜欢“捐”的传统:抗战时,她母亲曾为前线将士捐寒衣;抗美援朝时,她哥(杨宪益)捐了架飞机;她收藏的巴金的信、沈从文的字等早捐上海图书馆了,如今她把她的“千岁楼”——那座花木扶疏的小院,慨然捐给了南京市作协,真是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。
先生走时我不在南京,没能送行,奉上一份菲薄的奠仪,也被亲属退回,只能以一只花圈聊表寸心。4月18日,赶在故居捐出前,我独自到先生的小院,请同生兄(先生的大女婿)带我进先生的故居内,拍了一组先生遗物的照片和一段小视频作纪念。必一体育平台